王涛（1905—1985），字松波，崇明堡镇人，192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业系后，供职于南京中国水泥公司，1929年赴德国留学，在柏林水泥研究院从事水泥工艺研究，1932年他和导师库尔教授合著《水泥水化》，因此成为当时国外水泥经典著作中仅有的两名中国学者之一而蜚声国际水泥界。同年，应启新洋灰公司邀请回国，任启新洋灰公司总技师，成为中国水泥工业史上第一位华人总工程师。王涛投身于我国水泥工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集学者、专家、企业家于一身，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为我国水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水泥工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1905年，王涛出生在崇明南堡镇一个读书人家庭里，自幼刻苦学习。青少年时代的王涛，黎明即起，先是打拳习武健身，然后复习功课，写字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典文学，无论酷暑寒冬，从不间断。16岁那年，他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学习采冶专科。在学习期间，他每年的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享受免费生的待遇，毕业时还得到了校长茅以升颁发的金质奖章。
1926年，21岁的王涛带着优异成绩走出校门，经人介绍，在南京中国水泥厂化验室工作。当时，厂里的德国总技师对他很器重，为他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条件。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上大窑去学烧成，到磨机上看熟料加工。在中国水泥厂收买太湖水泥厂后，他还学到了水泥机械的拆卸和安装技术。
1929年，王涛经过3年时间边工作边学习之后，考上了公费留学，赴德国柏林皇家水泥研究院学习，成为当时世界水泥权威库尔教授的学生。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库尔教授合作完成的著名论文《水泥水化》，变成全球水泥界的经典著作之一。当中国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到库尔教授那里聘请水泥技师时，库尔教授对刘说；“你们中国人里就有水泥技师，像王涛这样的人才被你的对手请去的话你要吃亏的。”刘鸿生听罢，遂以高薪聘请他去上海龙华水泥厂任总技师，但他以学业未就为由没有答应。从此，在中国水泥界开始有人知道王涛的名字。
1932年6月，王涛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实业家姚锡舟闻讯后，马上邀请他去南京任中国水泥厂副总技师。同年11月，他应启新洋灰公司陈范有邀请来唐山工厂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指出“唐山工厂附近的石灰石品质优良。这里交通方便，燃料便宜，是生产水泥的理想所在。而启新的丹麦籍总技师金森却很不称职，连马牌水泥出现的速凝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有，厂内仓库里备用的机件堆积如山，按目前的生产规模可用20年，可开个新厂。”启新的董事们看了他的报告之后，决定不再让金森任总技师，让王涛担任启新的副总技师代行总技师职权。王涛成为中国水泥史上第一个华人总工程师，在启新洋灰公司任职期间，他尽展才华，大力进行革新技术，解决了洋技师没解决的水泥速凝结块的问题。王涛在国内首先推行50KG纸袋包装，废弃了笨重而且耗资多的腰鼓形木桶水泥包装。
1933年，正在兴建的浙赣铁路要与沪杭铁路衔接，要在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施工处处长。他与王涛联系，要求王涛为钱塘江大桥解决桥墩海水侵蚀的难题。王涛责无旁贷，欣然受命。他组织人员取样分析实验，研制出一种能耐海水侵蚀的水泥。大桥建设开工后，王涛又多次亲临工地，现场指导，终于获得成功。于是，启新的“马牌”抗海水水泥，成为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最坚实的基础。如果说钱塘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王涛主持研制的“马牌”抗海水水泥则是中国水泥化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以后，王涛研究试制出高标号大坝水泥和防海水侵蚀水泥等新品种，为我国的水利工程，海港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十分重视水泥科技知识的普及，亲自编写教材，举办知识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述水泥生产知识。他学而不厌，刻苦学习俄文，攻读苏联科技著作，水泥专业造诣颇深，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水泥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得到广大职工的尊敬。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天津沦陷了，启新也沦陷了。日寇对启新虎视眈眈。企图拉拢启新的关键性人物王涛。此时的王涛是中国工程师协会唐山分会会长，在中国水泥工业界已经大名鼎鼎很有一定的影响力。日寇派汉奸找到王涛，并开出优厚的物质条件拉拢他。这一切没有阻碍王涛的民族大义，他毅然撕碎了汉奸的支票，义正辞严，怒斥汉奸。此举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他派秘书将妻子和孩子转移到上海，自己只身一人秘密离开唐山到达武汉。
1938年7月，正在广西帮助建厂的王涛接受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命令，由国家资源委员会借了60万法币作为拆迁费用，组织湖北大冶华记水泥厂转移到后方，他亲临现场组织指挥，向全体员工转达政府命令，晓以民族大义，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经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全部机械和材料拆迁运至湖南辰溪，1939年12月1日建成并投产，同时将厂名更改为“华中水泥厂”，王涛任总经理。当时，许多工厂内迁昆明，因为缺少水泥无法建设，昆明工业界人士致函王涛，请他赴滇建设水泥厂，他立即赶赴昆明作实地调查，经过多方努力，由富滇新银行、中国、交通、新华四家银行和华中水泥厂合资建设经营，于1939年5月设立昆明水泥公司，由缪云台任董事长，王涛任总经理。他还亲自承担设计任务，主持设计新型立窑，这是我国水泥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昆明水泥厂1940年12月建成投产，不但解决了滇缅铁路、空军基地、内迁工厂的水泥来源问题，同时也结束了外国水泥输入云南，独霸市场的历史。1941年，王涛和江西建设厅一起筹建江西泰和水泥厂，1944年，王涛接受贵州省政府的邀请，接办了濒临倒闭的贵阳水泥厂，使该厂很快转亏为盈。
抗战时期，王涛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振兴中国水泥工业为己任，身兼多职，全身心投入抗战中基础设施建设所最需要的物资——水泥的生产。
王涛目光远大，他看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发展，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人民，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1943年5月，华中、昆明两厂在重庆召开股东联席会议，成立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王涛担任总经理，他提出了战后振兴中国水泥工业的规划。抗战胜利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华新水泥厂的建设当中，他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将华中、昆明两厂历年积累的资金，购买美圆储蓄卷，存入美国花旗银行，并且在湘西购买了14座青山作为木材基地，以备今后发展民族水泥工业之需要。1944年王涛派总工程师张宝华赴美国考查水泥工业，订购最先进的水泥制造设备，当时困难颇多，通货泛滥，物价飞涨，。王涛不怕困难，多方努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终于从美国订购回先进的水泥制造设备，历经两年时间，移山填湖，在荒山僻野的黄石枫叶山下，建设成当时“远东第一”享誉中外的华新水泥厂，即今天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昆明，翁文灏为董事长，王涛任总经理，聘张宝华为总工程师。新公司内设秘书、技术、稽核三室，业务、财务两部，管辖华中、昆明两厂，同时经营管理江西、贵州两厂。
华新水泥厂1949年4月5日投入生产。其后，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涛毅然组织“应变委员会”，成立护厂队，亲任队长，和工人一起参加护厂斗争。5月15日黄石解放，王涛将一个完整的华新水泥厂交给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接管后，作为华新公司的当家人及大冶厂的创建者，王涛政治态度积极，拥护中国的领导。对军管会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恢复大冶厂的生产和建设全力支持，并将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给国家。1950年，王涛接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委托，亲自赴香港，说服一部分爱国工商业人士，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年7月，王涛领导的华新水泥厂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飞机，还将读高中，准备考大学的二儿子送去当了志愿军。
1952年7月，公司董事会同意王涛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请求，改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作为历经新旧中国的企业家，王涛曾说：“回顾几十年我办企业的体会，感慨万千。社会制度不好，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企业也无法办好，没办法生存。我认识到只有中国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至今，在华新水泥厂职工教育中心，大楼左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大理石碑，碑文上刻的是：华新水泥厂创办人王涛暨夫人沙有德同志，为建此楼捐赠人民币八万一千四百八十元三角二分，刊此永志纪念。
公元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王涛无意于给自己留下纪念碑，但折射出王涛一生清正廉洁，赤诚爱国的不朽精神。原国家建材局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陆宗贤曾两度和王涛共事，他对《华新厂志》的编写者说：“你们可别想当然罗。王涛可不是什么资本家哟，解放前他办了那么多水泥厂，又是总经理，又是常务董事，还有股份，可他只拿薪水，从没有把赚的钱中饱私囊，都用在发展民族水泥工业上了。要说是资本家，他可真是个红色资本家”。
王涛常说“无财一身轻”，解放前夕，一些资本家把金条存入外国银行，王涛却把家产变卖，将金条拿出来帮助工厂，为解放后恢复生产做准备。1958年，他调任建材部水泥研究院长后，不要汽车接送，为节省汽油费，干脆就把家搬到院内，还将市区的房产借给街道办托儿所。他先后多次将资产捐给国家，捐给华新，从没考虑留给子女什么。他有一个儿子在黄石水泥机械厂当工人，但他从不利用关系为儿子走后门，而是教育其自己奋斗，自立自强，报效祖国。王涛在病危之际，给夫人立下遗嘱：“我死后，你绝对不能向党提出任何要求”，还特别嘱咐：我们现在住的四间房是国家按我的级别分配的，我去世后，你要退掉两间。王涛的夫人完全按照他的嘱咐去做了。
王涛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担任过民建中央常委，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